让金融成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发动机-【新闻】

12月24日，由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金融办与南方日报社主办的2016小谷围(岛)金融论坛在华南理工大学大学城校区召开。与会专家围绕“创新发展中的金融支持”主题，发表主旨演讲，展开深入探讨。

金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落幕，2017年如何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成为当日探讨的焦点。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办有关负责人在致辞中表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更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动力。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增强金融有效供给，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

申银万国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巡视员李鲁云、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陈平、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金岷、广东金融学院副校长王醒男、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执行院长王仁曾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创新、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等议题发表精彩观点。

产融深度结合调结构仍需降杠杆

申银万国宏观经济学家杨成长表示，近年来，经济和金融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很多实体经济的问题也融合了金融成分。比如对2016年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房地产、汽车以及钢铁煤炭价格上涨等等方面，都与金融市场有很大的关系。但也因为有金融市场的影响，单单从表面无法作出趋势性判断。

正如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述，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突出矛盾和问题，仍需继续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并防控金融风险。杨成长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一是降杠杆，但降杠杆仍然需要三个条件：需要继续对工业企业、房地产降杠杆，需要继续稳定汇率，抵挡资金外流，需要持续进行金融创新。

对于工业企业降杠杆，杨成长特别表示，工业企业需要降杠杆，但社会整体杠杆也不能增加。“2016年，企业的杠杆下降了，但政策性银行杠杆增加，其他主体的杠杆也会上升，这不合算。”

此外，杨成长还认为，房地产的定位需要改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讲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中央这句话就说明我们对房地产的定位必须改变，以前既强调它的消费使用价格，又强调它作为资产金融属性，现在起码我们给它一个结论，房子基本上是用来住的。”杨成长分析认为，房地产行业降杠杆也是未来调整的方向之一。

“把不确定的东西变得确定一点，这是金融的基本目的，所有的金融项目都是不确定的。但是通过我们的金融创新，通过对金融的工具设计，把一些不确定的变得相对确定，”杨成长进一步表示，目前我国金融服务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果想要进行金融创新，需要进一步完善几个方面的问题：完善商业银行发行债券规则，完善股权市场定价交易规则、推进风险投资对创业创新企业的支持模式。这些都是有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制度改革应走在金融创新前面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副部长蔡玲表示，金融创新必须有体制机制改革配套，唯有体制机制改革了，才能使金融创新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如果不改革，创新机制也可能会演变成非法机制，如部分P2P、PPP等项目。

“我们之前在一个比较发达的地区第一中小企业创新情况进行调研，企业反映现在政策对企业负债负担有所减轻，但是部分负担也有所加重，金融方面，有38%的企业还不知道什么是风险投资，27%认为很难取得风险投资。”蔡玲表示，金融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仍然需要加强，但创新首先必须加快金融市场改革。

“加强体制机制的改革，首先就是加快金融市场改革，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其次，还需要配套健康改革。”蔡玲表示，如果金融监管方向的改革能够跟上，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正向作用还会加强。

蔡玲并就降低企业创新融资成本提出了建议，建立完善中小企业信用征信系统和中小企业信用评价系统，搭建民企信用平台;同时，搭建好民间金融的服务平台等，都有助于金融更好地推进实体经济、特别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商务部综合司巡视员宋立洪也在讲话中表示，“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实际上是开放发展金融，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中，金融资金融通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资金融通宏观上是指我们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金融合作，比如说要加强跨境贸易投资结算的合作，要加强本币互换的合作，要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来共同应对区域性和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从微观上来说，调动金融机构的力量来为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势头应保持

“归位实体和扶持实体是金融创新发展的永恒主题。”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巡视员李鲁云开门见山地讲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同时金融的发展也离不开经济发展的基础，“可以说金融与经济发展共荣共生。如果没有经济发展作为强大的后盾，金融业就是无源之水。”

演讲中，李鲁云提出了一组数据：今年广东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已突破10.8万亿元，同比增长是15.3%;广东累积办理人民币跨境业务量突破10万亿元，直接融资额也突破1万亿元;保险资金运用到经济建设余额也突破了5200亿元;金融业增加值今年有望突破5400亿元，增速在11%以上。“就是由于金融政策发力，所以今年金融增加值撬动了GDP增值一个点，预计到今年底，广东的GDP可以达到7.8万亿元左右，增长7.5%。所以金融为全省的经济发展稳中有进、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李鲁云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观点，李鲁云提出：“金融本身就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是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与产业和企业的发展也是共荣共生的。”

李鲁云还分析了一组数据：目前广东社会融资总额突破1.63万亿元，增长51%以上，贷款利率和民间融资利率则分别下降了0.7%和1.79%。“一升一降，有力地支持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支持了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其还指出，金融推动了省内优秀的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当前全省在境内上市的企业有446家，新三板挂牌企业1370家，在股权交易市场挂牌的企业则达到1.92万家。

那么，金融要如何更好、更创新地支持产业、企业转型升级呢?广东金融学院副校长王醒男提出，在国内外经济环境面临复杂局面的当下，应“突出战略性领域，对中国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抛开所有制界限，并给予其金融支持”。此外，王醒男认为，应注重扶持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领军企业，注重对具有创新活力的民营经济的扶持。“很多民营经济有非常有活力的创新能力，但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同时，国家应该持续保持鼓励和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势头。“我认为，当今这一轮创业者是综合素质最优秀的，最终社会发展也是掌握在年轻人的手里，我希望年轻人保持年轻人的活力，注重发挥创新的能量，为国家和民族走向更高的一层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金融创新需把握“度”注重回归实体经济

与许多人抱持的美国次贷危机祸起金融创新观点不同，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金岷认为，次贷危机是由创新不足造成的，危机应由金融创新来化解。出现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的金融产业链中，最初的房地产按揭风险在金融产业链中发生了质变。信贷机构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把分散的信贷资产结终了，之后大家发现这样的风险和原来的信贷机构面对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信贷机构面对的风险是可分散的、单一的，而在资产证券化后，实际上已经转化成了系统性风险。”其进一步指出，信贷机构把资产打包以后卖给华尔街的投行，使得风险进一步系统化。“系统性风险解决的办法靠什么?靠的是金融创新。”其认为，当房地产按揭的风险演变成系统性风险时，“华尔街的创新没有跟上，没有用市场的办法去对冲这种系统性风险”。

在谈到应如何发展金融创新时，李鲁云认为应把握好金融创新的“度”。诚然，“加杠杆是金融的本性，也是主要特征。但是，金融杠杆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对于现在经济发展、产业革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都有巨大的推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历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如果高负债、高杠杆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最后会引发金融危机，而经济复苏的成功也在于有效降低杠杆率和负债率。”她提出，要把握好金融创新的“度”，金融创新不能过度。其认为，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是“一体两面”，恰到好处的创新会推动经济发展;过度的创新则会导致风险，所以把握好“度”非常重要。其以金融衍生品为例，指出它是金融创新的成果，但是它脱实向虚的属性存在风险隐患。“所以，互联网金融、供应链金融也是如此，未来创新性金融的发展也会如此，我们也必须坚守金融回归实体，扶持实体的发展本质”。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执行院长王仁曾则提出了关于创新资源配置的问题。“创新分为基础型研究和应用、开发型研究。其中基础型的研究是公共产品，很难由企业来承担，通常是政府导向;而应用型的和开发型的研究是可以盈利的。而从高科技企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创新研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不光是难以计算的，而且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如果由政府来对它进行定价是十分困难的，所以这个资源的配置应该是市场导向。”他提出，如果能够把企业税费降低到企业有比较合理的利润的情况下，那么企业家精神所带来的创新动力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定价来实现，从而达到创新资源的配置，如此一来，可减少错误的定价和错误的资源配置，从而实现比较高的创新驱动效益。他举例道，当下硅谷出现了许多风险投资新趋势，包括创新产品融资模式等，以此来实现金融配置资源这一根本性目标。

观点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陈平：

人民币已具备国际化的基础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陈平在演讲中谈到了其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经济圈构建的思考。

陈平认为，关于哪些货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有诸多讨论。其中，包括考量经济贸易实力，包括汇率体系、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但是有一点是首要的，就是只有大国、经济贸易规模比较大的国家货币才能够充当国际货币。”

“人民币为什么有国际化的基础?因为我们的经济规模排世界第二位，贸易已经是第一位了，这也奠定了只有人民币目前才能够真正对美元形成了一种焦灼的实力挑战。所以我们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是有展望的。”

陈平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人民币经济圈的构建奠定了空间和基础，符合后进货币崛起的理论和经验路径。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人民币经济圈提出了构想。“首先，它是自贸区的加强版。现在贸易自由化已经没有太大空间，对外开放主要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包括资本、技术等。相当于形成一个共荣市场的阶段，我们把它称为自贸区的加强版。通过扩大我们国家对外的贸易，可以拓展人民币使用的空间。”其次，陈平指出，人民币成为锚货币，应考量汇率第三方的效益，“我们跟东亚、东南亚国家有非常重要的、相互成为一个货币区的基础，因为我们的经济结构、出口导向等策略都较为一致的。”

专访

申银万国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点将有所调整

南方日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7年的重要任务，如何看待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

杨成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2016年作用是非常突出的，但2017年政策着力点有调整，改革的核心在制度改革，不能光靠行政的方式。

第一，2017年更强调农业供给侧改革。因为不仅仅是工业、城市，农业也存在结构性调整问题，特别是近几年农产品过剩，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农民收入下降，强调通过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农业问题。

第二，尤其强调降杠杆，一方面工业企业杠杆率下降，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杠杆率不能增加，同时保证金融市场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实体经济。同样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跟2016年会有所不同。

第三，金融市场方面，应严控金融市场，对于已经出现或比较显现的金融风险，要放到非常突出的位置，金融投资领域的降杠杆也非常重要。货币政策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相对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说明2017年整体货币政策或比2016年适度收紧，特别是货币供应链及人力政策方面。这方面政策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南方日报：金融制度的改革需要从哪些领域入手?

杨成长：很多过往的政策可能需要做些调整，比如说保险，要从两方面进行调整，一是怎么规范保险资金的来源，特别是很多保险公司发的万能险、理财性产品数量过多，资金成本过高，需要限制。对于股权投资，还是要控制它的杠杆，控制它的真实资金来源，特别是要重视资产的长期稳定性。

资产管理行业也需要作出调整，其实从2016年开始，对资产管理的杠杆问题，有去杠杆，去渠道，去资金池的做法，而这些做法在2017年还是会持续。另外，对商业银行，要注重存贷结构怎么去匹配，怎么样加大工业企业对制造业、创新性产业、对能源的扶持等等方面的改革。

南方日报：如何在金融创新的同时做好防控风险，金融风险防控应当从哪些角度进行?

杨成长：关于金融创新防控风险，我认为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注重金融创新和制度监管的同步，我们有很多很好的金融创新，但监管没有同步跟上，，这样就导致东西开创出来最后缺乏监管制度，而带来所谓“野蛮生长”的问题。

另一方面，金融创新的目的很多主要是围绕企业自身的资产或投资，但事实上，我们讲的创新要以服务大众，服务实体，稳定金融市场作为前提，再和需求结合。再次，也要防止过度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需要跟我们的实际需求、监管水平、市场水平、承受能力一致。这三个方面是将来我们需要作为重点去监督的。

南方日报：广东省下一步的金融发展可能往哪个方向发力?

杨成长：广东这几年的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而就广东金融创新方面看，比较突出的是几个方面问题：一是金融怎么服务新型贸易。广东是贸易大省，就眼下情况看，我们需要更强调服务贸易，更强调贸易投资和金融一体化，更强调对外资本输出等方面;二是金融怎么去服务新型产业，现在服务的创新型产业都是轻资产，没有土地，没有房子，也没有设备。过去我们的金融服务往往需要有资产抵押，要么土地、房子、设备，要么现金流，这就不符合产业发展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留意如何去支持这种新型的、现代的产业;三是，广东地理位置特殊，受到境内外金融货币影响非常强烈，所以这种情况下，广东面临境内境外资金的管控问题，这也是广东所面临的独特经济命题。

下一步要以金融创新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就广东看，需要进一步促进多股金融力量的融合支持。首先，传统金融机构更不能单一以资产作为衡量创新型企业好坏的标准;其次，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性产业基金的作用，很多政府性产业基金不敢投那些风险太高的项目，但这样就达不到扶持新型产业的作用，这是需要解决的矛盾;第三，需要大力发展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光靠沪深交易所是不够的。广东的中小企业众多，广东地方的股权交易市场和股权交易中心应该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可以大量吸引风险投资基金，它们能更好地承担创新创业的不确定性，这些方面要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金融对创新企业、中小企业的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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