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寻找出来的荒唐罪证[新闻]

文革时期的一天，那个“猪八戒”把刘富儿的记工薄看了看，心里万分高兴，他暗暗自语，他要找刘富儿的“罪证”终于找出来了，他想有了这“罪证”这次刘富儿败在他手里了，这次刘富儿不死也要脱一层皮。

刘富儿是一个生产队的记工员，记工薄上面又有他的什么罪证？

一个生产队多则两三百人，有两三个记工员，记工员不是干部，但是一个比较好的活，拿着薄子，记下劳动者的姓名，劳动项目，劳动时间，所以在田间地里劳动时间要少一些。

张富儿是个只读了两年书的人，回到生产队十二三岁就当了小社员。他爹老张也是老实农民，但老实人也能做出这样的事，那晚把家中养的那只大红公鸡提着走出家，黑夜里去了队长家里，不久张富儿就成了一名记工员。

张富儿成了记工员，父亲病死了。对送“礼”的事他懂不起，过年过节都不去送。他不去送，别人会去送。那去送礼的就是和张富儿一样的青年积极分子，外号“猪八戒。”

“猪八戒”早就盯上记工员这份差事，他为了快速达到目的，挖空心思寻找张富儿的“罪证。”这张富儿是贫农成份，他不是偷鸡摸狗之类人，罪又从何处寻。“猪八戒”咬牙切齿，不快快找出张富儿的罪证，别说记工员，这老队长死了，那队长官儿还会轮到自己吗？

这天“猪八戒”看了张富儿的记工薄，所以他心里万分高兴，暗暗自语，他认为这次你张富儿不死也要脱一层皮。

找到“罪证”的“猪八戒”当晚又买了酒连夜去告状了。

张富儿犯了什么罪？张富儿有了这“罪证”不死也会脱一层皮吗？

天已经黑了，前进大队住村工作组的刘组长在喇叭里大声出通知：“社员们，辛苦了，今天晚上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还强调了参会时间，要求大家按时参加。

还在一个多小时天快黑时，那高音喇叭就像往常一样叫响起来，首先是常常听厌了的歌颂音乐，音乐后那个刘组长大声讲话，他从国际国内形势谈到本大队的现状，从两千多年的孔子（他喊的孔老二）到现今的五类分子，他吼了一个多小时，精神不减，似乎他这样就显示了他是一个口悬若河的人，表现了他的革命精神和他的革命战斗意志，他还一句又一句表明他们这样的人是最高领导人下派来的工作同志，就像是从北京来的干部。

这些工作同志大部份还是诚实为民的好同志，但也有少部份人是通过那样的打砸夺权走上岗位的。他们常常冬天穿着灯芯绒衣服，夏天穿着白衬衫，五指大的竹棍用刀子把竹青刮得干干净净拿在他们手上，三几个人今天到这个生产队的田块边，明天到那个生产队改梯土处，个别人常常指手画脚不切实际地指责有关播种的稀密，有关田地翻耕的深浅……像是来视察的高级领导，有时又像是对农业特别精通的农业专家，只要这样的人一出现，劳动的社员们就加劲劳动，做出好的表现，这时候要让他们发现人才，受到他们的表扬。

张家院子的社员们这几天干的采摘油桐果活，那油桐树粗枝大叶，生长在悬岩上、土坎边、大路旁……社员有的背竹筐，有的挑竹筐，有的手持长竹竿，老女老少走向野外，走向那油桐树下。有人挥舞着长竹竿向油桐树打去，满树的桐果在竹竿的挥打下掉在地上。

干活劳累一天的人们刚进屋，听到高音喇叭出通知开社员大会。院子里非常热闹，孩子们在院坝里逮“羊”；有人在阶沿上转石磨，石磨和弯木杠杆发出叽叽的响声。突然有人大声吼道：“你们几个小孩子不要吵闹，刚才高音喇叭通知的什么事？”

院子里静了下来，那高音喇叭又在出通知：“……今天晚上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

院子里的人们听清楚了，是通知今晚开社员会。大家议论起来：

“最近两三天一大会，天天一小会。”

“今晚又是开个什么会呢？”

有的说是批林批孔会，有的说是秋收表扬会，有的说是批斗大会…..

有人发牢骚了：“会，会，会，白天累得腰酸背痛，老子要在床上睡觉……”，

“工作同志一天这里走走，那里看看，晚上熬夜十二点他们第二天又不干农活……”

“什么鸟‘同志’，这几天都在打‘桐籽’……”

青年张富儿大声吼道：“开会是重大的政治大事，‘老子要在床上睡觉’工作同志知道了就遭了，乱骂工作同志会遭起。”

几个发牢骚的人说：“你是青年积极分子，我们讲了怪话你去向工作同志告状去？骂了那些瞎指挥的‘同志’大不了都送去劳改。”

张富儿暗地笑起来，通知开会每月有很多次，他也不知道今晚通知全村社员开什么紧急会。

剥了麻外皮的光杆杆通过水泡晒干晚上可做火把照明。社员们打着麻苗杆火把，有的提着马灯，扶老携幼走往大队办工室的大坝会场。张家院子很多人不想去开会，张富儿挨家挨户去叫人，对他们说：“开政治会，开革命会，必须参加……”他一次又一次催着大家同路走向大队的会场。

会场主持人台上，就是那个刘组长坐在那桌面前，那桌子上有能唱能说话的机器，千百个社员的眼睛看着那台机器，不知这机器来自什么工厂，像是从月球上飞下来的宝物那么稀奇，估计价值连城，还有个可伸可弯距他嘴边很近的宝物，好多人不知道那个什么送话器、扩音器。刘组长那双眼睛鼓起像牛眼睛，沉着的脸严肃得蚊子叮咬也不动一下。放着歌曲的喇叭声停了，他开口了：“请大家安静。今晚我们前进大队召开阶级斗争会。”

他接着叫生产队长清点各队的到会人数，人数报了后，他又背了有关阶级斗争语录。语录背了后，他又从国际国内谈形势，又骂孔子，一句又一句的孔老二，一些毫无关的语言后，他鼓起眼晴大声问大家：“我们前进大队除了那些五类分子还有没有新生的坏分子？”

大部份社员不答话，有的有气无力的答道：“有。”

也有人在台下大声吼起来：“有！”

这大声吼起来的人是先都安排好的人。一场戏就要演了，有导演、演员。

这刘组长就是导演，也是演员，这是装腔作势的问话，有与无他都知道，是张三或李四他都知道。刘组长装着说：“社员们政治思想觉悟高，有坏分子就把坏分子抓上台来。”

有几个早被策划好的积极分子就聚在了一起去揪坏分子上台。

张富儿也是积极分子，但今晚他被拒进小会室里，只叫他和社员们站在坝上。在坝上人群里的张富儿听说要抓坏人上台，他就要向工作同志讲收工后院子里有人讲了反动话，就要去抓那几个说了牢骚话开会都不想参加的社员。突然，那些积极分子来到他面前，抓的抓他头发，逮的逮他手，推推拉拉，他被那一群积极分子像押犯人一样往大会台上去。

张富儿被这突变下破了胆，他在会台前被捆起来，早写好的坏分子的牌子挂在了他的胸前。

张富儿他是积极分子，积极就是有宽广的政治前途，时刻要想当上队里的会计、队长或大队干部，到时有个官帽不愁娶不回老婆。可是，他的多年积极和没法也只当上了个记工员，记工员记工分，不是有权的官儿但走走跑跑比在田地里肩挑背磨好多了。

最近社员们采摘油桐果，这活并不是人爬上树用手一个又一个摘油桐果，而是人站在下面用长竹杆挥舞，把油桐果打落在地，这活名称叫“打桐籽。”

“你是张海富，你干了些什么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事，老实交待。”

张富儿出着粗气说：“刘组长，我是个积极分子，你们安排的事我都带头在前。”

刘组长大声说：“你还不老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快讲最近干了些什么坏事。”

“我没有干坏事，白天除了记工分，其余时间都是和大家一起劳动。”张富儿说。

有人上台来揭发张富儿了，说张富儿对革命同志不满，怀着恨煽动人要打“工作同志。”

张富儿辩道：“我没有煽动人要打工作同志。”

张富儿辩论就是狡辩，就是不低头认罪。

原来记工员张富儿在记工本王把“打桐籽”写成了“打同志”，有时也把“打桐籽”写成了“打童子”，这就是“猪八戒”找出来的“罪证。”张富儿在铁的证据面前不敢辩论了，把“打桐籽”写成了“打同志”、“打童子”，他才被打了，张富儿在千人的大会上，在雷鸣般的口号声中被打得鼻血流淌，在地上打滚。那些工作同志在旁没打他，也有些正质的人阻拦说要文斗不娶武斗，但也没有阻止住他人动手脚。积极分子打他，那戴着红小兵牌子的童子也上台用小手儿拿竹棍子打他。

“打桐籽”写成“打同志”、“打童子”，二十余岁的他就成了一个所谓的坏人了。那晚斗争会后，记工员就是那“猪八戒”了，没两年他就接了生产队长的班。

从此张富儿当兵正审就不合格了，未婚妻再不上他的家门了，媒人来代退还那定婚礼物。劳动中他从此低着头，沉默寡言。

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张富儿和那些人一样才抬起了头，三十余岁才娶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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